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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荀子的富國之學

     

    荀子的富國之學

     

    2019年08月21日      來源:學習時報

     

    柯美成

     

    富國還是富民,抑或既富國又富民、國民兼富,歷來是政治家、思想家所關注的關于治國理民的基本命題之一。春秋戰國時代被譽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。在那個思想大解放、創造了光輝燦爛文明的時代,諸子蜂起,在百家爭鳴的環境和列國實踐的探索過程中,逐步建構起中國傳統富國之學的理論框架。管仲、孔子、韓非、孟子、墨子都談論或建立了各自的富國富民思想。之后,集儒、法、墨諸家富國富民思想之大成,建立了比較完整、科學的中國傳統的“富國之學”體系的是荀子。

     

    兼采諸家之長而棄其短,從理論上辯證“富國”的概念,闡明“富國”與“富民”的關系,是荀子的貢獻。在荀子以前的“富國”概念實際上有廣、狹二義,墨子的“富國家”與商鞅的“上藏”即“富國庫”就分別屬于二者,然而人們對這二者的關系始終未闡釋清楚。荀子在他的代表作《富國》篇中則第一次澄清了這一概念上的混亂。他將“富國”定義為“上下俱富,交無所藏之”,這里,“上富”即“富國庫”,“下富”即“富民”,既富國庫又富民,國家和百姓的財富都多得無處收藏,這就叫做“富國”。

     

    與此相關聯,荀子富國之學還在以下幾個方面突出了自己的特色。首先,在富國與富民的關系上,他主張必須以富民為富國的基礎,認為如果僅考慮富國庫,而不考慮富民,就會靠搜刮和聚斂來實現富國目標,那樣不僅達不到富國目的,甚至會導致國家滅亡,所謂“王者富民,霸者富士,僅存之國富大夫,亡國富筐篋、實府庫。筐篋已富,府庫已實,而百姓貧,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,入不可以守,出不可以戰,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。”可見,荀子的富民思想固有民本色彩,他對于富民與富國二者是作等量齊觀的。

     

    其次,在生產與分配(財政)的關系上,荀子提出了本末、源流的概念和“開源節流”的方針。他說:“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,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;百姓時和、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,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。”把生產看作財富的“本”與“源”,而財政只是財富的“末”與“流”(即對財富的使用和再分配),生產生生不息,財政自然充裕。傳統儒學以德為本,以財為末,所謂“德者本也,財者末也”,顛倒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。法家以農為本,以工商為末,主張“事本禁末”,重農抑工商,只著眼于不同生產部門的關系。只有墨子從生產角度提出了“本”的概念,但卻是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立論,所謂“以時生財,固本而用財,則財足”,“生財密,用之節”,顯然沒有顧及到生產與分配的關系。相比之下,荀子的本末、源流論不能不說是于富國主張更具有直接意義的創見。而他所主張的開源節流方針,成為迄今兩千多年來歷代王朝、不同社會制度下財經工作的金科玉律,更顯示出荀子為建立傳統的富國之學而集諸家之長是何等的科學、嚴密。

     

    再次,在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上,荀子提出了“強本節用”的見解。而他之所謂節用,與前賢墨子所倡導的“節用”雖有近似之處,亦有近乎質的區別。其近似之處是,二者都注意了把節用與發展生產掛鉤,墨子強調“固本而用財,則財足”,荀子則聲稱“強本而節用,則天不能貧”。其近乎質的區別是,墨子一味強調“節用”、“非樂”,荀子則將“節用”與“禮”掛鉤,主張“節用以禮”。他說:“禮者,貴賤有等,長幼有序,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。”“人之生,不能無群。群而無分則爭,爭則亂,亂則窮也。”因此,他以“隆禮”和“明分”為節用的精髓,尖銳地批判了墨子關于“節用”“非樂”的概念,指出其所造成的“賞不行”、“罰不威”的消極后果,主張通過節用以“賞行罰威”、“進賢”退“不肖”,從而又顯示了其作為儒家代表人物的獨到之處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最后,在為著“富國”而處理對內對外關系上,對內,荀子一方面主張“以政裕民”,即實行比較開明的內政。他解釋說:“輕田野之說,平關市之征,省商賈之數,罕興力役,無奪農時,如是則國富矣。夫是之謂以政裕民。”另一方面,他反對君主急功近利,指出“上好功則國貧,上好利則國貧”,尤其猛烈抨擊“聚斂計數之君”,認為“聚斂者,……明君不蹈也”,“至貪,是愚主之極也”,指出其“將以求富而喪其國,將以求利而危其身”。一正一反,體現出荀子為了富國裕民,主張愛惜民力,薄取于民,藏富于民的遠見卓識。對外,荀子主張獨立自強,認為只要“修禮以齊朝,平政以齊民”,“辟田野,實倉廩,便備用,上下一心,三軍同力”,那么,即使“百里之國,足以獨立矣”。這種在對內對外關系上體現出的傳統的儒家思想色彩,較之法家商鞅的“國待農戰而安,主待農戰而尊”的農戰論,也是別具一格的,或許具有更廣泛的實踐意義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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